通過文化扶貧，“扶志”以自強，“扶智”以自立，脫貧的內生動力才會奔騰而來，文化復興的全面小康才會如約而至。

文脈同國脈相連。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強盛，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。國家如此，地區亦然。要解決物質貧困問題，“志”“智”二字是關鍵。

因循這個邏輯，文化部近日出臺《“十三五”時期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》(以下簡稱《方案》)，旨在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“十三五”脫貧攻堅規劃，進一步強化任務落實，加大對文化扶貧工作的指導，充分發揮文化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。《方案》提出，到2020年，貧困地區文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，文化發展總體水平接近或達到全國平均水平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，人口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升，文化的“扶志”“扶智”作用充分體現。

凡事預則立。文化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章節，《方案》提出“八項主要任務”等，就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給具體工作劃重點。就《方案》本身而言，起碼傳遞了兩個價值認知：一則，貧困是一種多維現象，經濟貧困往往伴隨著精神貧困、文化貧困的發生;二則，扶貧不是簡單的給錢給項目，改良貧困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態，不僅有助于物質脫貧，更有助于打破貧困地區代際固化的僵局。

《方案》里不僅有美好宏觀的愿景，亦有新鮮熱騰的“烙餅”。《方案》提出，2016年至2017年，利用兩年時間，在國家級貧困縣范圍內的民族自治縣、邊境縣的行政村建設2.2萬個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;啟動“中西部貧困地區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檔升級”建設項目，在中西部22個省份的839個貧困縣，對鄉鎮文化站提升配置。這些見數字、見投入的制度安排，是文化扶貧的細微之處，更是扶貧效果的基本保證。

在文化扶貧工作中，需要澄清長期以來存在的兩個誤解：一是認為文化扶貧就是搭個臺子唱場戲，形式上轟轟烈烈，內容上浮光掠影，不痛不癢不走心。對此，《方案》不僅關注文化扶貧的形式與內容，而且關注文化扶貧的硬件和投入。二是以為文化扶貧就是“額外的饋贈”，忽略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、均等化的主線。今年3月，《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》正式實施，這是文化立法的一大步，標志著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和基本文化需求從“行政呵護”邁向“法律保障”。具體而言，貧困地區文化扶持與建設不是施舍和賜予，而是法律責任和平權義務。

文化創造力就是經濟發展力。通過文化扶貧，“扶志”以自強，“扶智”以自立，脫貧的內生動力才會奔騰而來，文化復興的全面小康才會如約而至。

 (作者：鄧海建)